2007年11月，新一届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开始，然而，与往年报名人数节节攀升的情况不同，2007年几个省市的报名人数反而低于2006年。这两年社会上一直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批评也似乎得到了某种证明：学生们是不是正在用脚投票？

研究生教育急需良好的学术生态

2007年12月26日，是北京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90周年纪念日，2007年同样也是国家1977年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30周年。作为纪念活动之一，北京大学举办“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研讨会”，邀请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8所高校的研究生院负责人。研究生院院长们在分析了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倾向、研究生扩招太快、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等等诸多问题之后认为，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成为研究生大国，可如何向研究生强国迈进，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现状：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倾向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从1917年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开始，已经走过了90年，“文革”期间几乎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出席同济大学举行的“2007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开幕式上透露：我国从1981年到现在，共授予博士学位19万余人，授予硕士学位145万人，已培养出的研究生规模超过了150万人，在校研究生数量达到了110万。从数量上讲，我国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研究生大国。但如何把量的积累变成质的突破，让我国不仅仅成为研究生大国，更成为研究生强国，这仍是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在此次研讨会上，几位研究生院院长在讨论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时，都提到了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倾向––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创新意识等都与本科教学类似。

北京大学校长、研究生院院长许智宏提出，目前我国大学的体系还不够完善，研究生规模已经扩大了，但如何让研究生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融入到科学研究中，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印杰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说法有一个回应，他认为：目前我国研究生的整体水平还可以，但是拔尖的人才不多。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国际大学排名中，有一项重要的指标是高引用率的论文，我国的大部分高校这一项指标都为零。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行，太局限于一个标准答案。”印杰提到了他在给研究生上课时碰到的一件事，有一次研究生考试由他负责出题，有一个题目给出一项研究结果，让学生分析能说明什么，结果这个题目学生回答得都不好。考试结束后，学生向老师要该题目的标准答案，当他们得知该题的考试目的是要考察大家自由发挥的能力，并没有标准答案后，他们竟然要将老师告到研究生院，说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不科学。 

印杰就此事作了进一步分析，在他看来，很多学生认为作一个实验是为了验证问题而不是发现问题，这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导向的缺陷。现在的研究生不敢去突破旧有的框框，没有把自己当成创造知识的主体，而是对导师的依赖太多。印杰说：“学生叫导师为老板，这样一来，学生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打工者。” 

也有人提出，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倾向与我国的研究生发展历程有关。这是历史的原因，我国早期研究生教育是附着于本科教育的，解放后研究生教育也没有一个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研究生恢复招生，很多导师自己都没有受过正规的研究生教育，出现了本科毕业的老师带研究生的现象，导致研究生教育很自然地套用了本科教育的一些模式。

症结：缺乏良好的学术生态

在对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分析后院长们认为，国家政策中有一些影响研究生教育的因素。比如，一些学生是由于户籍政策、迫于头衔考研，而不是因为热爱科研来读的，这是人事制度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管得太死，规定学生读书有必修课和选修课，“选来选去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此外，对研究生评价用量化指标的方式，使学生们急于出研究成果，这也是影响研究生质量的重要方面。 

顾云深说：“高校需要努力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这一点上，我们的路还很长。”他提出，目前的教育环境有些急功近利，由各类评估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让师生们只能围着指标转，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搞创新。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高虹也分析了研究生缺乏创新的原因，她认为中国学生的原创性与国外学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不仅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的问题。“创新是整个教育系统中的问题，甚至中国的文化都在里面，我们从初级教育对学生这方面的培养都是不够的。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现在更关注是否有创新的结果，但这首先是建立在创新的思维方式上，这与传统的按部就班的思维方式不同，创新性思维需要突破思维定势。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前期教育中不足，导致研究生阶段也没有这种思维。”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陈花玲说，目前我们对研究生培养一直延续原来的学术性培养系统，偏重学术型人才培养，而国外应用型、职业型的培养很多。从国家发展来看，我们还需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但是从目前的学位设置来看，专业型的很少，学术型占了很大比例。以后应该从政策上、从学校层面上，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对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感到很忧虑：现在我国在校的研究生人数有100多万人，与过去十几年培养研究生的总数相当。这么大的数量，如何作结构调整？以前是有多少老师就招多少学生，没有考虑到学科条件和社会的需求来招生。现在有一些新兴学科，国家很急需人才，科研任务也很重，导师却不够。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改革关注点放在研究生培养质量上，那么内部结构优化是要着力解决的部分。

措施：改革招生培养方式

在谈到研究生教育今后的发展，几位研究生院院长不约而同地希望国家可以给一个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陈花玲说：“我们应该呼吁教育部在政策上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尤其在专业设置上从刚性化变得有一定弹性，让学校有一些自主设置专业的权利。”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严建华认为，研究生培养有三方面的制约因素：学生、导师、环境。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国家政策就是最重要的软环境。因此，他建议教育部给学校，尤其给重点高校充分的自主权。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许钧同意严建华的观点，他进一步表示，人才的发展需求是不一样的，研究生教育应该以差异性为主。不应该用一套评估体系来评价所有的研究生教育质量，那样往往会关注统一的格式，而不是将个人的发展突出出来，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 

许智宏则希望研究生招生方式能有所改变，研究生不需要单一的考试：“年轻人从小就要考试，如果研究生还要依考试来进行的话，那就太可悲了。特别是博士生，我们必须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做法。但改变还需要一个过程，马上取消考试还不现实。在此之前可以用更多样的办法从本科生中选择优秀的学生，不能到研究生阶段还要像培养本科生一样从基础开始。” 

在招生方面，尤其是博士生招生，许多学校已经有了一些探索。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些冷门专业可以招收直博生。北京大学对于留学生采取申请审核的方式，留学生直接提出申请，资料由校方进行审核，符合标准即可入学。而复旦大学目前正在复旦医学院搞试点，即读博士生不参加初试，直接申请进入复试。 

如果学校在招生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那么招生中的公平又如何来保证，当有人提出这个担心时，哈工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甄良提出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招生的公平与公正是两回事，如果追求表面的公平的话，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可能把更优秀、更有潜力的学生卡在门外，反而保证不了公正。目前该校也在招生方面进行了改革，提高了老师在招生中的自主权，考研初试线划得比较低，只是做一个门槛，让更多学生进入复试，以便老师选择好的学生。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屠兢则提出：博士生培养过程中主要以学术型为主，应该从硕士研究生中直接选拔，不需要考试；而硕士研究生则要把好考试这一关，还要以考试录取为主要招生形式。 

招不到优秀的生源，许智宏认为与研究生待遇也有关。他说：“我们不能把最优秀的学生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导致人才流失，这里面确实有政策的问题，但我觉得目前国内研究生的待遇太差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为此，北大已经将理科博士生待遇提高到每月1000元左右，这样也无法与国外竞争。顾云深则用“非常可怜”来形容目前国内博士生的待遇，相比而言，欧洲的博士生都有一份与该国工资水平相当的固定收入。 

我国博士生数量已经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通过教育部拨款来大幅度提高博士生待遇非常困难。因此甄良建议，目前博士生参加了学校很多重大的前沿课题，如果把博士生应得的那部分报酬给他们，体现他们在科研中的贡献，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博士生待遇。